在陆路作战中，由叶志超统领的清军战败，从平壤一路奔逃到鸭绿江边。1894年9月26日，清军在极度恐慌的氛围里，全部撤离朝鲜。日军将目标对准中国本土，把“在鸭绿江饮马”“经营治理满洲”作为下一步的打算。

　　在海路方面，黄海海战致使清军失掉了黄海的制海权，此后北洋海军便不再出战。于惊涛骇浪之间，“避战保船”这一紧箍将北洋海军紧紧束缚，那曾经的亚洲第一舰队被困守于刘公岛，即将在耻辱里迈向覆灭。

　　在日本侵华的严峻局势下，李鸿章呈上奏章，极力主张“严密防守渤海，从而稳固京城周边的屏障；全力保卫沈阳，进而顾及东北省份的根基”。清朝廷接受了李鸿章的防御策略，也就是不在鸭绿江南岸和日军作战，而是于鸭绿江北岸构筑防线。

　　四川提督宋庆已年过七旬，被委以帮办北洋军务之职，他带着旅顺余下的2000毅军来到鸭绿江边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领其部众3000人奔赴九连城（位于今辽宁丹东振安区）增援。叶志超在朝鲜打了败仗后，不断受到弹劾并被免职，于是，宋庆和依克唐阿开始负责鸭绿江防之战的指挥工作。

　　截至10月14日，在九连城一带集结的清军兵力达3万余人之多，并且拥有90余门大炮。

　　宋庆与依克唐阿皆为久经沙场的大将，然而清军于鸭绿江防御时却暴露出许多问题：其一为松散杂乱，承担鸭绿江防御任务的有铭军、毅军、盛军、奉军等七十多营，各军“有的刚经历挫败，军心未稳；有的是新招募的士兵，才开始经历战事”，除毅军之外，许多军队不听从宋庆的指挥调度，还有些军队纪律废弛，“见到敌军就溃败，碰到东西就抢夺，毫无忌惮，杀也制止不住”；其二是防线漫长，宋庆在右翼，驻守苇子沟大营，依克唐阿驻扎在左翼，把鸭绿江上游的长甸城当作大营，防线从西起海岸，东至长甸城，兵力分散在数十里范围以内，虽然有九连城、安东县等重点防御之处，但也存在诸多薄弱之处。

　　日军投入的兵力同样为3万，主要是第一军。日本第一军的司令官山县有朋堪称“地理通”。他抵达朝鲜北境当日，便登上义州城北山上的统军亭，鸭绿江两岸的地势尽收眼底。与此同时，日军的侦察人员前来禀报：“清军把九连城当作总根据地，左翼延伸至虎山与长甸城，右翼扩展到安东县，在鸭绿江沿岸构筑了数十个炮寨垒营，数百面军旗随风飘扬，看样子总数不少于两万人。”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清军对日军的情况一无所知，也不清楚日军会从哪里对鸭绿江防线发起进攻。清军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病，给日军提供了可趁之机。

　　通过实地勘察，山县有朋觉得叆河跟鸭绿江交汇之处的虎山是个可据守之处。10月24日，他派兵从东边的安平河口渡江，还在江上搭建浮桥，之后朝着虎山进发。聂士成带兵展开阻击，虎山的守将马金叙“挑选五六百名奋勇之士登山修筑堡垒”，怀着与虎山同生共死的信念拼死奋战，毫无退缩之意，接连击退了由桂太郎带领的第三师团长发起的三次冲击。马金叙身中十几枪，他的弟弟在前线牺牲，然而虎山被日军三面包围，清军各部之间距离过远，双方兵力差距很大，清军三四百人战死，虎山失守的命运还是无法避免。

　　虎山一役结束后，山县有朋把虎山当作大本营。趁着夜色雾气朦胧之际，他对清军驻守的城池发起攻击，连续拿下九连城和安东县。10月27日，由3万清军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彻底瓦解，日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、弹药以及军用物资。按照日军公布的数据，其中包含74门大炮、4401支步枪、2590石精米、2000多石杂谷等，其他的还有不计其数的马粮和其他物品。

　　当光绪皇帝知晓鸭绿江遭遇大败这一消息后，他以“强弱不敌”为理由对军队加以安抚，不过，他同时也告诫宋庆等身处前线的将领：“切不可只坚守在一个地方，而不去思考应变的策略。”

　　在日军凶残暴虐的攻击态势下，辽东危在旦夕，一场惨绝人寰的罪恶血案即将降临。

　　黄海海战之后，北洋海军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，于是放弃了对黄海制海权的争夺。仅仅有那么寥寥几次的“出巡”，也不过是在旅顺和威海这两个海军基地之间往返。因为海防方面出现了缺失，从10月24日开始，日本陆军在其海军“联合舰队”的掩护之下，接连到达辽东半岛的花园口（位于今辽宁庄河市）。日军的登陆行动持续了半个月，上岸的日军数量大概有2.5万人，在这期间，清朝未能及时做出应对之策。

　　一直到11月6日，金州（位于今辽宁大连的金州区）被日军攻陷之后，朝廷才颁下谕旨，命李鸿章派遣“海军各舰前去游弋并进行截击，阻断其后路”，然而此时日军已然全部登陆。

　　旅大（旅顺 - 大连）半岛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，恰似渤海的咽喉所在，而金州城恰为旅顺的门户。金州的守军仅有3080人，这些守军由副都统连顺的制兵与正定镇总兵徐邦道的拱卫军组成。那时，在鸭绿江战败后溃败的清军还未恢复元气，其余的援军也一直未能赶到，仅有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派出主动请缨的前营营官周鼎臣，从队伍里抽调了二百人前往接应。徐邦道等人唯有在金州“拼死抵御”，多次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，直至“将士负伤、兵勇大半伤亡，力量无法支撑，致使城池被攻陷”，城池失陷之后，仍有一支清军与日军展开巷战，除了“十四名伤残被俘者外，其余的人都英勇壮烈地牺牲了”。

　　在从花园口到金州城的途中，当地百姓各施所能，持续展开抵抗。有一位姜姓的老猎手，他在日军行经之处挖了好些捕狼的大坑，诱使日军马队掉入坑中。有一名铁匠与两位农民，拿起木棒偷袭日本的哨兵，将那名日本兵的头部打成重伤，后来被捕受审时，铁匠镇定自若，直至死去还在不停地咒骂。村民陈宝财率领44名乡亲，在半路上设伏，击杀了数名路过的日本兵，日军恼羞成怒，派出大批人马围攻陈宝财等人，这些村民最终全部壮烈牺牲。

　　金州被日军侵占之后，日军在城内逐家逐户地进行搜捕，他们到处烧杀抢掠、奸女。“在行进的路上，只要碰到难民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幼，一律用枪射击或者用刀砍杀，一直杀到西门外才停止。”城内西街有一家姓曲的，家中仅剩下姑嫂姐妹以及十个孩子，看到日军闯进家里，几名女子打算拿起菜刀、剪刀跟日军拼命，最终这一家人都被日军扔到井底，惨遭杀害。

　　日本的随军记者，将日军攻陷金州之后血流成河的凄惨状况如实记录了下来：“在市街上，随处都能看到士兵和市民的尸体，死猪、死狗胡乱地横陈着，军旗被丢弃在地上，衣物、家具四处散落，景象十分荒凉凄惨。”

　　连顺与徐邦道在金州奋力作战失利之后，前往旅顺请求出兵救援，企图重新夺回金州城。然而旅顺的各位将领心思各异，有的主张出战，有的主张防守，竟没有一人前往救援，这在某一些程度上致使旅顺后来遭遇了悲剧。

　　在日军攻占金州的第二天，就朝着大连湾进军了。当时清朝方面对于大连湾的防守已然丧失信心，李鸿章指使盛宣怀，给大连湾的守将赵怀业等人发电报，给出了两个方案：其一为守住金州通向旅顺大道上的南关岭，沿路多设置炮位、多埋地雷；其二是，倘若遇到紧急状况，可以舍弃大连湾而只防守旅顺，“以保旅顺为要”。

　　清军持弃而不守的态度，这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大连湾。更为可悲的是，李鸿章的下属在大连湾苦心经营多年，除饷银被及时运走之外，军械、弹药等均被日军获取。

　　在日军相继攻克金州、大连湾之后，其下一个目标便是有着“东洋第一坚垒”之称的旅顺。

　　临元镇总兵姜桂题所率的桂字军，以及记名提督程允和带领的和字军，驻守在旅顺后路的各个炮台。直至旅顺之战前夕，这两支军队加起来共有8营，兵力达4000人。而旅顺海岸炮台的清军，是由记名提督黄仕林、记名总兵张光前各自率领4营，总共4100人。除此之外，卫汝成带领成字军5营和一小队马队前来增援，还有从金州、大连湾撤离的连顺、徐邦道以及赵怀业等人所率的残部。这样算来，旅顺的兵力总计有14700人，虽然这个数量比不上登岸的日军总数，不过要是各位将领齐心合力，还是具备一战的能力的。

　　然而清军重蹈覆辙。之前提到的那七名统领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，在抵御敌军的时候自然就会各干各的。旅顺的诸多将领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，经过共同商讨之后，推举姜桂题成为首领，让其掌控全局，可是姜桂题能力平平，很难有所建树，面对日军他束手无策，只晓得不停地给朝廷写信，请求支援。

　　朝廷的回应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。李鸿章得悉日军已然突破鸭绿江防线，并且接连攻下金州、大连湾，如此一来，旅顺必然陷入孤立无援、岌岌可危的境地。于是，他派遣广东提督唐仁廉前往旅顺督率各位将领，可是却没有船只能够抵达旅顺，只能变更计划，让唐仁廉改走陆路前往奉天。

　　11月18日清晨，日军骑兵第一大队的大队长秋山好古带领军队抵达旅顺土城子，展开侦察与扫荡行动。秋山好古属于日本陆军中的知名将领，他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，在那里研习骑兵战术。回到日本之后，他开始率领骑兵部队，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期间表现活跃。他还有一个弟弟叫秋山真之，秋山真之后来成为海军方面的名将。

　　姜桂题秉持“紧守长墙土炮台”的主张，对日军侦察部队的现身未予以重视。徐邦道不久前才与日军在金州有过交战，他觉得应当打压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，于是请求姜桂题给予枪械，好出城迎战敌军。姜桂题无奈之下只能应允，准许徐邦道前往军库自行挑选武器。徐邦道便率领剩余的部队出征，在出发之前，他成功地说动了卫汝成，而卫汝成（盛军统领卫汝贵的弟弟）随之率领成字军参与作战。

　　秋山好古所率领的骑兵队瞧见清军出动并抢先占据了高地，都感到十分诧异。以往清军见到日军时，总是疯狂奔逃后退，可今日居然前来阻击。有下属觉得这里面有阴谋，提议秋山好古撤军，然而秋山好古却极为自信，依旧驱马前行。

　　实际上，徐邦道与卫汝成所率的军队已然抢占了有利形势。清军所处的位置在进攻方面颇具优势，日军尽是骑兵，一时间难以冲向高地，很快就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陷入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困境。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，秋山好古才察觉到情况极为不妙，赶忙下达撤军的指令。徐邦道趁势展开追击，日军在慌乱之中不断向后撤退，甚至连伤员都没有来得及运走。向来擅长骑兵作战的秋山好古最终是在步兵的掩护下，才侥幸从战场上逃脱，可谓是九死一生。

　　徐邦道与卫汝成率领的部队一直战斗至下午4点。由于没有后续支援，加之饥饿与疲惫交加，只能退兵。土城子阻击战致使日军伤亡达55人，并且击退了名将秋山好古，这在旅顺战场上是一场难得的胜利之战。

　　然而，徐邦道主动请战所获取的胜利成果，并未改变旅顺消极防御的态势，即便赢得了这一小规模的战斗，也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战役的局势。

　　甲午战争期间，类似的情形屡屡发生。左宝贵坚守平壤北门的阵地，最终在炮火纷飞里英勇阵亡。邓世昌企图指挥致远舰与日本军舰一同沉没，却不幸遇难，葬身于大海之中。金州城外的民众自发地阻拦日军，结果遭到日寇的残忍报复。在中国，英勇之人并不缺乏，然而在一场注定满盘皆输的棋局里，局部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体的败局，个人的牺牲也没法改变最终的结局，这使他们的事迹更令人悲痛万分。金、旅之战过去数月之后，徐邦道前往牛庄、田庄台等地继续抗击日军，没过多久便在军营中病逝，终年59岁。

　　当时的人言道：“旅顺的防御工事，总共经营了十六年之久，耗费了数千万的巨额金钱。船坞、炮台以及军事储备在北洋地区堪称首位，然而却连一天都没能守住。门户大开，最终竟然资助了敌人。从此，京城附近受到极大震动，陪都也被侵扰。”

　　在旅顺，丧失人性的日本人把刀枪指向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百姓。旅顺大屠杀惨案持续了4天，在这一惨案里，他们屠杀了2万多无辜民众。有学者经过考证，“除一千多具尸体被家人领走择地安葬之外，根据扛尸队的记录，被焚烧的尸体实际上多达18300余具”。

　　美国的《纽约世界报》、英国的《》等媒体均报道了这一轰动中外的惨案，谴责日本惨无人道的暴行。而日军却以很多理由推诿，声称他们杀害的是混入百姓中的中国军人，多年之后，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事件里同样用这种卑劣的借口来自我欺骗。

　　彼时身处旅顺的美国记者克里尔曼给《纽约世界报》发去通讯称：“我亲眼目睹旅顺难民没有抵抗侵略军的行为。日本人说枪弹从窗户和门里射出，这完全是假话。日本兵根本不想活捉（难民）。我看到有一个人跪在日本兵面前，磕头求饶，日本兵一手用枪尾刀把他的头插到地上，另一只手用剑砍掉了他的身体。有一个人缩在角落里，一队日本兵开枪将其身体击碎。有一位老人跪在街道中间，日本兵砍杀他，几乎把他砍成两段。有一个难民在屋脊上，也被枪弹打死。有一个人从屋脊掉到街心，日本兵用枪尾刀刺了十多次……

　　战后的第三天，天刚刚破晓，我被枪声惊醒，日本人又开始大肆屠杀了。我出门就看到一个武官带着一队士兵在追逐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怀里抱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，他匆忙奔逃的时候，婴儿掉落了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看到那个婴儿已经死去，那两个人也被枪击中倒下了。而第三个人，也就是婴儿的父亲，不小心摔倒了，一个拿着带刺刀的枪的士兵立刻抓住他的后背。我走上前去，露出手臂上缠着的带有红十字的白布，表示想要施救，可是没能阻止。那个士兵拿着刺刀朝着趴在地上的人的脖子连刺了三四下，然后就走了，任由那个人躺在地上苟延残喘、等待死亡……

　　旅顺大屠杀之后，城内的中国百姓仅有36人得以幸存，他们的帽子上贴着“勿杀此人”的标识，日军之所以留下这36人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去掩埋被杀害的中国同胞的遗体。

　　若处于落后境地就必然会遭受打击。辽东的战局不断恶化，与此同时，从山东那边也传来了不祥的消息——驻守在威海港口的北洋海军，很快就要面临覆灭的厄运。

　　在山东半岛东北端的威海，明代设置了卫所，其最大的目的在于抵御倭寇的侵犯骚扰。清朝入主中原之后，依旧把威海卫当作军事要地，威海这座城前方濒临海湾，后方靠着众多山峰，和辽东半岛的旅顺口远远相望，就像两把大闸一样扼守着渤海。威海港口的正中央，有个刘公岛，此岛东西长度仅仅4公里，最宽之处仅有1.5公里，不过它却构成了海上天然的防护屏障，宛如一艘战舰在守护着威海。北洋海军把威海当作屯泊的地方，沿着海岸建造了25座不一样的炮台，并且在刘公岛设置了军工厂和军火库。

　　甲午战争爆发之后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提出建议，李鸿章予以采纳，命人于威海南北两口加设“水雷拦坝”工事。具体做法为：把长一丈有余、直径大概一尺半的木材排列在出海口，用铁索把这些木材连接起来，再用锚固定到海底，在木栏周围布置各类水雷，让威海卫口被完全围住，不过在木栏中间留一个活动门，平常处于关闭状态，需要用的时候再打开。李鸿章本以为“水雷拦坝”能够发挥非常大作用，日本舰船必然不敢深入，却没料到在日舰的冲击之下，这一防线脆弱得如同纸糊一般。

　　北洋水师困守威海卫的原因，在于采取了一种消极防御的战略，也是所谓的“避战保船”或者“保船制敌”。黄海海战结束之后，不管是身处前线的将士，还是在后方坐镇指挥的李鸿章，都认清了中日海军之间在实力上存在的差距。李鸿章对丁汝昌下达指示：“遇有警报的时候，丁提督应当率领舰船出至炮台火炮射程范围以内协同作战，不可前往大洋进行海战，以免遭受损失。”对于李鸿章而言，保全北洋水师并守住威海卫是他最后的期望。

　　此外，于黄海海战里遭受严重损毁的军舰得进行修理。丁汝昌于写给盛宣怀的信函中提及，黄海海战过后，“又损失了四艘军舰，还有一艘军舰报废，如今勉强还能用来作战的，仅有‘定’、‘镇’、‘济’、‘靖’、‘来’、‘平’这六艘罢了”。

　　基于此，每一艘军舰都极为宝贵，容不得丝毫闪失。11月14日，镇远舰于进港之际遭遇触礁意外，受损情况严重，历经多日维修才勉强修复，不过已经没办法出海作战了。镇远舰的管带林泰曾自觉愧疚，悲愤自杀。镇远舰与旗舰定远舰是齐名的姊妹舰，这一事件发生之后，北洋海军的士气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。

　　当日本陆军于辽东一路畅行深入之时，其海军也有了新的动作。1894年12月间，日本军舰频频现身于山东半岛的海面之上。次年1月，日军采用海陆共同推进的方式，对威海发动了攻击。截至2月1日，除刘公岛与日岛以外，威海的另外的地方都被日军占领了。

　　威海北岸炮台即将失守的时候，丁汝昌乘船来到炮台，与负责督办威海防务的戴宗骞商讨应对的办法。戴宗骞有些无奈地向丁汝昌说道：“绥军和巩军都朝着西边散去了，派人四处召集，现在只剩下绥军的一个营了，这个营要负责守卫炮台以及保护长墙等地方。”就在当天夜里，仅存的绥军一个营也逃散了。没过多久，丁汝昌又见到戴宗骞的时候，戴宗骞告诉他，自己如今已是孤家寡人了：“那些逃散的兵勇怎么也召集不回来，而且守卫炮台、长墙的士兵也都往西溃败逃走了，整个炮台就只剩下十九个人了。”

　　丁汝昌察觉到局势已没有办法挽回，便请戴宗骞前往刘公岛躲避灾祸。戴宗骞却讲道：“守卫炮台，那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如今军队战败，土地沦陷，我又能逃往何处呢？我唯有一死来报答朝廷罢了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”丁汝昌派人强行把戴宗骞救离之后，戴宗骞只是朝着前来护送他的海军人员凄惨地笑了一下，而后饱含深意地说道：“老弟，多谢了。我的事情就此结束了，就看丁军门的了！”到达刘公岛之后，戴宗骞愧疚且愤恨交加，吞食金器自尽了。

　　1895年2月7日，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对舰队下达命令，让舰队把炮火瞄准刘公岛与日岛，展开总攻。

　　康济舰的管带萨镇冰率领30名水兵对日岛炮台进行防守。在敌强我弱、力量悬殊的艰难处境下，他们坚守阵地，持续向日舰发起反击，还曾击中扶桑号的左舷，致使日舰筑紫号上有8名船员伤亡。然而，日军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涌来，小小的日岛难以抵御敌军，炮台最终被日军破坏。丁汝昌发觉日岛即将被敌军攻占，便让萨镇冰撤回刘公岛。日舰将日岛炮台摧毁之后，刘公岛就变成了一座充满绝望气息的孤岛。

　　日舰开炮之际，港内的13艘鱼雷艇以及2艘汽艇陡然全速朝着港口外冲去。要知道，这些鱼雷艇原本并非隶属于北洋海军，而是由旅顺鱼雷营管辖的。它们并不想与刘公岛同生共死，竟然当场就选择逃离。然而，在日舰凶猛的攻击之下，这些鱼雷艇无一能够逃脱，要么被击沉，要么搁浅。

　　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丁汝昌给李鸿章送去了最后一封求救信，信中称：“自从雷艇逃离以后，水陆军心都变得散乱起来，要是十六七日（2月10、11日）援军还不到的话，那么舰船和岛屿就极难保住了。”

　　2月9日那天，丁汝昌亲自登上由叶祖珪所率的靖远舰，同平远等舰一道最后一次驶离港口，与日本军舰展开殊死搏斗。丁汝昌或许是想战死于海上，从而保全自己的名节。战斗持续到中午时分，靖远舰被两枚炮弹击中，左右两侧船舷均被击破，船头开始下沉。丁汝昌原本打算与船一同沉没，却被舰上的船员救回岸上。丁汝昌仰面向天长叹道：“上天不让我在战斗中死去啊！”

　　第二天，日军已将刘公岛的出路封锁，北洋海军的“保船”计划完全失败。为防止军舰被敌人缴获，丁汝昌下达命令，让船舰自行沉没。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亲自下令毁船之后，吞食自杀，他以往总是说：“船毁人亡！”不过，北洋军舰仅有搁浅的定远、靖远两艘军舰得以自行毁灭，而镇远、平远、济远等10艘军舰在战后被日军俘获，被编入日本舰队。

　　在刘公岛即将沦陷之际，丁汝昌吞服毒药，结束了自己六十载的人生旅程。随后，北洋海军的官员牛昶昞差人将降书递交给伊东祐亨。2月17日那天，日本联合舰队趾高气昂地开进威海卫港。同一时间，萨镇冰驾驶着康济舰，载着丁汝昌、刘步蟾等战友的灵柩，缓缓驶离刘公岛。

　　在威海卫发生的那场战役，乃是北洋海军和日本舰队之间的第三次对阵，通常来讲，此役也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胜负已分。这场因朝鲜而引发的中日之战，最终以清军战败而画上句号。

　　在凄风冷雨的笼罩下，萨镇冰携战友们的遗体，从这满是哀伤的地方离去。自那之后，萨镇冰跨越清末与民国时期，始终投身于中国的海军建设。他一直活到1952年，在甲午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之际，目睹了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胜利。

　　据传，步入暮年的萨镇冰创作了如下诗句：“五十七年仿若梦幻，全国沦陷皆因汉城。蛟龙困于浅滩莫要自弃，终会有昂首挺胸之日。”

　　由顾廷龙、叶亚廉担任主编的《李鸿章全集》，于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王芸生所著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，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于2005年出版。

　　戚其章所著《西方人眼中的旅顺大屠杀》，发表于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3年第4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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